一位对神虔诚的著名钢琴教育家 ——忆我的恩師俞便民先生

一位对神虔诚的著名钢琴教育家
——忆我的恩師俞便民先生
   
         文／郁天恩

        俞便民（Benjamin Yu, 1913. 7－2000. 11），出生于虔诚的基督徒家庭，193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国文学系和音乐系，后留校教学。1940年，和张景琇在上海国际礼拜堂结婚。1935－1948年为上海英文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音乐专栏撰写音乐评论。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1981年，进入Atlanta School of Music教书。后以七十高龄受聘于Interlochen u Academy，有十几年的时间。俞便民热爱音乐，桃李满天下，但他的名字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被深深埋藏。

        时光流逝，恩师俞便民先生离开我们己将近十五年了。这些年，每次当我翻出一些有俞先生给我划出标记的乐谱时就会想到他。最近，在网上读到几篇关于俞先生的文章，我很感谢那几位写文章的作者，过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人想起俞先生了。他们称俞先生是一位“长期消失的音乐家”，事实的确如此。
        2015年是中国钢琴艺术一百周年的纪念。俞先生人生的四分之三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默默地为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耕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他过去多年的学生，我很乐意來讲讲我所认识的俞先生。

音乐家、评论家、教育家
        俞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但由于过去几十年大环境的不许可，以他的身份只能是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在齐尔品的“中国风味钢琴作品”作曲比賽中，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得一等奖，而俞先生的“C小调变奏曲”获得二等奖，但如今只有档案的记录，俞先生创作的乐谱却没了踪影。
        俞先生是一位资深的音乐评论家，在英文《大陆报》做音乐评论十三年，写了大量的音乐评论，但很少人知道这些文章，希望将来音乐界的后辈能把那些评论翻译成中文，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研究资料。
        俞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钢琴教育家。傅聪是他钢琴教育生涯中第一个学生，俞先生教了傅聪一年后傅聪通过了选拔賽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并获奖。十六岁时跟俞先生学琴多年的李名强也是多次国际比赛的获奖者。傅聪和李名强是新中国成立后，代表中国最早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嶄露头角的中国钢琴家。俞先生的“关门”学生（因文革开始的缘故）诸大明跟俞先生学琴多年，俞先生曾预料如果诸大明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賽一定会获奖，一切在俞先生的预料之中。俞先生桃李滿天下，受过他调教的学生，很多在国内外都成为音乐院校的优秀教師或音乐团体的优秀演奏員，为国内外的音乐界作出贡献。

一位敬畏神的人
        然而，俞便民是谁？没太多人知道 。俞先生不是一个世俗的功利主义者，他把他所能做的一切看作是上帝给他的礼物，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是对上帝给的礼物充滿了感恩。作为他的学生从开始跟俞先生学琴到他回天家，我们之间的師生友谊长达四十多年，我看到的俞先生是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都存着对主感恩的心，热愛他的音乐从不放弃。他活得快活，知足，我们慈愛的天父也处处眷顾他。
       
我童年记忆中的俞先生
        自小，我父母百般疼爱我，在我三岁时他们己开始到处打听上海最好的钢琴老师，感谢天父的恩典，好老师就住在我家附近，因为母亲和俞老太太（俞先生的母亲）是同一间教会的朋友，所以通过俞老太的介绍，在我六岁生日剛过，妈妈便领我去俞先生家面试。当俞先生见到我这个瘦小得简直像长僵了的小女孩，他皱了皱眉头，看了看我细软的手指，然后告诉我母亲我的体能和手的条件不适合学琴 ，我急了，我告诉他我会弹赞美诗，他听到我说会弹讚美诗就问我是怎么学会的，我告诉他因为常常听妈妈在家唱，我就会弹了。他笑了笑说要给我听音，听完音后他改变了主意，就这样我成为他班上唯一的六岁开始学琴的“小白丁”（完全的初学者）。学琴前，我能用耳朵辨认音高，在键盘上摸出旋律和简单的和声，扒着手弹琴。
        开始学琴了，妈妈毎天盯着我，要我绝对服从老师所教的。俞先生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他要我做很多事，从第一节课开始他就要我的手指立起来，手型要撑出一个弓型，要识譜，跟着节拍器的嗒嗒声数着拍子弹，乱弹是绝对不允许的！学了没多久，俞先生教我在学每一首新乐曲前都要先分句、分段，并要在琴谱上写下小节数。有时我真想偷懶混一混（长大后发现俞先生的这种训练方法对于背谱还真管用）。俞先生是不太给我做示范的，但他讲的我都能懂得。
        在俞先生那儿学琴的学生每年要弹两次学生演奏会，年龄小的学生能一起合开一场。我记得在我剛学琴的前两年，每次演奏会都是“开头炮”的（第一个弹的学生是程度最浅的）。我很喜欢听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弹的演奏会。俞先生嘱咐我要专心地听別人弹并要记住人家弹了些什么乐曲，以后自已学到那些乐曲，听过的乐曲学起來会方便些。俞先生说我小时候是个“淘气”，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真会把他气出病來，直到十岁才突然开了窍，从那以后俞先生就大量地给我功课。他家有很多唱片，他经常给学生听。他英语极好，经常读一些英语音乐杂志，每次听唱片前后他都会做些讲解，这样能增进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充分的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听到那些优秀钢琴家录制的唱片总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琴弹得那么好。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上音附中，我还常去俞先生家聊天、補课、听唱片。

黑暗岁月中的导师
        1966年夏天，那场史无前例、触及每个人灵魂的灾难降临了，我家受到了冲击，但父母不放心，还是要我去看看俞先生和师母是否也遭殃了，我去他们家，踏进他家门看到的是一片狼藉（钢琴被封了，家俱被搬得乱七八糟，琴谱唱片被扔得滿地都是⋯⋯不久他们就被迫搬离了这个大公寓，搬去了隔壁楼的小公寓，俞先生的谋生工具──钢琴和琴谱都没了。那时我有机会就会去看望他们，一直到我下乡学农。）
        1969年，我们在农村劳动，一天我最要好的同学告诉我俞先生被批斗后被逮捕了，就这样我们和俞先生家失去了联系。七十年代初，一天上午母亲在街上遇到了师母，稍稍交谈后知道俞先生被按上了反革命份子帽子后被放回家了，他们又被赶到了另一个住处，他的两个子女則都去了外地工作。母亲向师母要了他们家的地址，没过几天我就悄悄地去了他们家。沿着窄小的楼梯一直走到三楼，那是幢里弄房子的假三层，我轻轻敲门，师母开了门，现在他们家就住在一间只有十余平方的楼顶房。俞先生脸上神情有些紧张，但当他认出是我后，他放松了，很高兴，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很少人敢去看望他们。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没有太多讲他在二十个月关押期间所受的苦，而是不断地问我的工作情况，是不是还能练琴、在练些什么，他鼓励我乘着年轻，该多学一些知识，他告诉我，只有人准备好了等机会，而机会来了从不等人！以后我们就用了一种特別的方法，他教我，我跟他学。
        那些年我经常去俞先生家，他帮我解答音乐上的问题，我们也聊天，俞先生和师母给我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和俞先生学生的故事。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虽然穷苦，但蒙神的看顾和保守，没有让我们再次遭难。俞先生用这种像是在做“地下工作”的方法，教了我八年，一直到1980年，就在他去美国前一天上午还来我家给我上了最后一堂课。我学到很多，虽然，那么冒险地学也不知学了有什么用，但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还能做我们喜欢做的，那一定有神的美意。
        那个年代他教琴的权利被剥夺了，但他想他可以把他的教学经验写成书，那是多好的一个想法啊（起先他用中文写了一点点大纲，给我看过后又觉得不好，其实他的英文写作比中文写作更好，最后他决定用英文写）。凭着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在朋友那儿借了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和一本字典，他用自己的记忆用英语写成了一本书。他还从学生和亲戚那儿借了很多琴谱，在琴谱上写下了曲式分析，可惜那些都不是他的琴谱，他自己的谱全在抄家时被拿走了。神是眷顾我们的，哪怕在患难中还让我们看到希望，带着感恩的心喜乐地活好每一天。
        1978年，俞先生得到了平反，越来越多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去看望俞先生。

音乐教学事业第二春
        1980年6月，俞先生和师母有机会去美国探亲，刚去国外，生活是艰苦的，甚至他们做过一家美国老人家庭的管家，但不久俞先生在Atlanta的一个地方音乐学校找到了工作。以后又找到了Interlochen的夏季国际音乐营教师的工作，在连续两年的音乐营工作后，他正式被Interlochen Arts Academy 聘用为该校全职教員，那时他已有七十多岁了。学音乐专业的人都有深刻的体会，在美国，要找到音乐专业的工作是何等的难，但俞先生做到了，这是他音乐教学事业的第二春。俞先生很高兴，写信告诉了我，并说虽然神给他关闭了一扇窗但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他心中充满着对神的感恩。他每星期要教二十五个小时的课，还在The American music teacher (美国音乐教师）和The Piano Quarterly (钢琴季刊）等音乐杂志发表过文章。1984年，他把我的录音磁带寄给美国Oberlin 音乐学院，不久我接到Oberlin 的來信，我得到了全额奖学金，感谢主，衪为我的预备的是最好的！1986年我去了美国。

亦师亦友
        1986年的圣诞节是我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俞先生要我去他们家过节。刚放寒假我就去了Interlochen。六年没见，我们会在基督诞生的节日、并在异国他乡相见，心中充满了感恩。去俞先生家的第二天早上，俞先生就带我去他学校的Dendrinos 室内乐演奏厅，要我为他弹我1987年二月份将演奏的第一场來美的演奏会曲目。坐在演奏厅九尺的Steinway 大钢琴前，我们感慨万分，一样是我弹琴给俞先生听，但环境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不用再提心吊胆，而是能放松地、全心投入在音乐里了，感觉真好！俞先生听完我弹了整场演奏会曲目，要我珍惜來自不易的学习机会。他说我的现任导师Sedmara  Rustein 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演奏家，她帮我处理的乐曲不论是作品风格还是技巧要求方面，都磨得很精细且恰到好处。我相信俞先生的评论，因为他曾是一位有经验的音乐评论啊。
        在俞先生家，我练琴之余他也让我读他在文革时写的书（那是本还没整理过的初稿）。他给我讲解并告诉我书中的重要部分，但让我迷惑的是他拒绝让我看他写的对他学生评论的那一部份。我问他是否写到我？他说是，但不给我看，我是怕他把我小时候淘气的事都写在书里了，他笑了。假期很快地过完了，和他们告別时，俞先生让我给Sedmara带去他们的问候。这次离別后不知哪天我们能再見面。
        1988年年初，俞先生建议我申请Interlochen 音乐夏令营的工作，申请后，我得到了夏令营钢琴伴奏的工作，所以等学校学期一结束我就去了Interlochen。这次再來和前次冬天來大不相同，校园内人來人往，生气勃勃，相当热闹，这是一个有数千人参与的音乐盛会，所以毎个人在夏令营制服上都要在胸前粘上有自己姓名的纸卡。由于俞先生和我的姓，在英语里都拼成“Yu”,所以产生了一些小问题。我们走在校园里，碰到了他的同事他们很友善，问俞先生我是谁，俞先生顺口好象很正经的告诉他们我是他的小女儿，刚从Oberlin音乐学院过来，搞得他的同事很疑惑，不是一直讲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科技的子女吗，怎么突然又崩出一个学音乐的小女儿呢？
        我们走到Kresge大剧场前，我看到剧场的屋檐上挂滿了世界各国的国旗，他告诉我每年这儿都会挂上音乐营参与者所属国的国旗。音乐营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所有來参加音乐营的人聚集在一起，在Kresge大剧场开会，会议开始的第一个项目是介绍所有來宾，主持人读出一个国家的国名，那个国籍的人就站起來，全场的人会给于热烈的掌声，欧美各国都有大批人过來。当主持人读到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时俞先生和我站了起来，只有我们两人，音乐营的全体人员都鼓掌欢迎我们，当时我不知是什么感觉，荣幸还是悲哀？真是希望以后中国能有多些人能來参加这样的音乐盛会。音乐营开始后每夜在Dendrinos室内音乐演奏厅和Kresge大剧场都有音乐会，俞先生、师母和我常一起去听音乐会。Kresge大剧场座落在Wahbekaness湖畔，舞台背面两边的侧墙是一半开放的。夏天的Intenrlochen 要到晩上十点才天黑，当音乐会开始时，透过舞台后墙的开放部份能看到阳光映照在闪闪发光的湖面上，时而有小船从这里缓缓地划过。夕阳渐渐西下，天空的晚霞和湖面的色彩隨着夜幕的降临在不断地变化，美妙的音乐和大自然变化着的色彩融合在一起 ，这是上帝用衪奇妙、万能的手作的活艺术品（音乐会的结尾曲从热烈的最强音fff开始，音量逐渐减弱，同时舞台上的灯光也逐渐暗淡，乐曲在最弱的PPP 终止，音乐会结朿时天也全黑了）。
        八个星期的音乐营生活好像是一瞬间，但和俞先生、师母在一起的时间这次该算是最长的一次，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1989年，毕业后我搬到了加州，开始了我在美国的新生活。虽然每天忙于教学、为准备演奏会而练琴，还要做一堆家务事，但我和俞先生夫妇一直保持联系 ，我们经常互相打电话，有时候电话里忘了讲的事就写信补充。我们除了谈工作谈音乐，我们谈所有的事。俞先生会把他学生演奏会的曲目单寄给我，告诉我按排这些曲目的理由，这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也会把我演奏会状况告诉他。他经常问我在教学上是否顺利，好几次他嘱咐我教学要认真，一样是教学生，用心地教和马虎的教，时间久了，会从学生的琴艺上看出完全不同的效果。他也要我在系里和同事们搞好人际关系，要经常发现同事的优点而不是专挑别人的缺点，在专业上的长处和能力是上帝给的，我们只能万事感恩。俞先生念念不忘他在文革时写的那本书，当然，那是他教学经验的积累，是在那个恐佈的年代冒着风险写下的。1995年10月，他写信给我，给我详细地讲了他书中的重点，还说会把书中的一部分和其他己发表过的文章复印后给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
        隨着俞先生和师母逐渐衰老，師母检查出得了老年失忆症，记忆力在快速退化，当俞先生听到医生关于俞师母的诊断报告后非常担忧，他在信中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但在信的后半部分他恢复了平静，他说：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是信靠主，相信我们慈愛的天父不会撇下衪的儿女不管的。在一次校园内骑自行车时俞先生摔倒了，头部撞击在地，造成了头颅内出血，到医院动了手术。校方非常关心他，等他稍有复原就让他工作减半，这样他能有时间照顾师母，但不幸的的是他第一次的手术并没有把血块处理干净，所以要第二次再动手术。他的儿子不得不请假，三星期内从Denver到Interlochen 跑了两次，帮父亲解决问题和照顾两个老人。那时俞先生己八十三岁了，他还想继续教琴，音乐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但现况是两个老人需要有人照顾，这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难题。最后俞先生无奈地只能退休，跟着儿子，带着妻子去了Denver儿子的家，不久后俩老住进了老人院。虽然俞先生退休了，但他的心还牵挂着音乐，每次我打电话给他，从电话机里都能听到他在听CD，有时候他会和我讨論一些钢琴家的弹奏风格，谈论一些音乐界的新闻，问我工作、教学、演奏情况。他在老人院担负起主日崇拜的司琴，由于他的眼力不太好，司琴用的赞美诗乐谱是老人院为他特制的，他在电话里告诉了我，还寄给我一张坐在琴前、谱架上放有特大乐谱的照片，照片中他开怀地笑着。
        由于师母的病情日趋严重，最后不得不把她送到另外一所专门为老年失忆症病人建造的老人院，俞先生很心疼。1999年5月，俞先生写信告诉我，他和师母结婚五十九年从没分开过，但这次他们要分开了。他在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道 ：“天恩，在师母离开前我们一起照了相，这可能是我们人生拍的最后一张照，给你留作纪念。”我看着照片实在觉得心酸。俞先生每天打电话给师母，因为师母和俞先生住的老人院相隔太远，俞先生一星期只能去探望师母一次，去一次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每次电话聊天他都告诉我要如何为师母按排她的生活需要，自从师母和俞先生分开后，我发觉俞先生的情绪很底落，他忧虑如果他比师母先离开世界，师母该怎么办。我真有些纳闷，在世上谁会知道谁比谁早走，俞先生是怎么了？
        1999年11月，俞先生写给我 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讲了很多，其中讲得最多的是他写的那本书。他说他的那本书还只是一本没有整理过的初稿打字本，但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來整理，如果我们喜欢，他将让他的外甥复印后把整本书给我。我实在觉得俞先生有些不对劲，立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如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跟我们说，我问他是否对他的书有什么计划，他说那本书还有很多事要做，但他沒有精力再做书的工作了。我要他放心，我们会帮他完成他的工作，就算现在没时间等到退休了就帮他完成。
        2000年5月6日，星期六，在加州，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我的心情却是阴暗而沉重。午饭时，接到俞先生的电话，我的预感是大事不妙，因为这时应该是俞先生午睡的时间，那是他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怎么打电话给我呢？他告诉我，早上去医院看了体验报告，医生告诉他检查的结果是肺癌末期，存活率最多六个月。我惊呆了。他很平靜地说：“天恩，你是我第一个告诉的人喔。”我缓过神來问他现在感覚如何，他说他没感到任何不舒服，他接着说能活到这么老他己很知足和感恩了，他想到他的许多在文革中死去的朋友们，都比他少活了几十年。知道俞先生得病后，我几乎隔一二天就打电话给他，他还是星期二去看师母，这样持续地去了两星期后他觉得累了，体力衰弱了很多，但人没感到不适。其实这段时间俞先生的求生愿望还是很强的。他试着服用各种药物和保健品。我发现俞先生一直担忧师母的病情，他也好几次告诉我他心中的遗憾，那是即成的事实。没过多久俞先生失去了嗓音，他只能用气声和我在电话中讲话，我怕他太累，就让他少说话听我讲些音乐界的趣事。一天，我打电话给俞先生没人接，通过老人院办公室才知道俞先生剛搬去安老中心。
        2000年11月18日，俞先生安息主怀，他是听着音乐，呼吸越来越缓𤛔，非常平静地走了，此刻的他一定听到了天国最美的音乐 。
        在旧金山湾区有一个小城——山景城（Mountain View)，在2004年，位于山景城中心的一所社区音乐艺术学校为校内新建的中小型音乐厅Tateuch Hall发起捐款，我们捐了款，捐款用于购置音乐厅内观众席的座椅，在座椅的扶手铜排上可以要求刻上我们要记念的人的姓名，为了记念在我一生中最爱的先人，我要求在铜排上刻上我父母和俞先生的名字，以寄托我对他们的思念。



作者来自中国上海，现定居于加州，钢琴教师及演奏家，兼职于Santa Clara University 音乐系。